#陳寅恪 — Public Fediverse posts

#余英時 先生講到 #陳寅恪 先生的學術精神時說：

「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人往往只注意所謂『進步』與『保守』兩種極端的傾向：前者以西方為楷模，後者則堅持中國文化自具系統、不必也不能捨己從人。前一派的代表人物很多，自陳獨秀、胡適、魯迅、陳序經以下以至馬克思主義者都屬之。至於後一派，通常我們的注意力總是集中在專講文化系統或哲學系統的少數思想家身上，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人。但事實上，中國現代思想界並不能如此簡單地一分為二。」

他接着說：「在所謂『進步』與『保守』的兩極之間，還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問題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他們一方面承認西方文化確有勝於中國傳統而為中國所必須吸收之處，但另一方面則認為中國文化自有其特性，外來思想也要經過改變然後始能適合中國環境而發生作用。但是由於他們不相信任何簡單的公式可以解決文化問題，他們的基本立場與觀點便無法由一兩句響亮的口號表達出來，因此也就不為一般讀者所知……他們的共同信念大概可以用陳先生下面的話來表示，即『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按：余先生這段話，真是說到我的心上。我從中學時代起就關心中西文化交流問題，雖然至今仍是孤陋寡聞，但這些年來也親身經歷過余先生所說的這幾種思想傾向，徘徊於所謂「進步」與「保守」之間，近年才能深切理解陳寅恪等先生的苦心孤詣。正如余先生所說：「他們不相信任何簡單的公式可以解決文化問題，他們的基本立場與觀點便無法由一兩句響亮的口號表達出來，因此也就不為一般讀者所知」。曾與朋友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都認同陳先生說的「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但我們同時認為，經過五四、經過「文革」，中國傳統喪失殆盡，我們這一代人不要妄想完成匯合中西、創發新知，我們只要努力保持本來民族文化不至消亡，就已經是有功於後人，有功於民族了。

#困學筆記

《柳如是别傳・緣起》中有 #陳寅恪 所寫的九首詩，第五首頗惹爭議。

三聯書店2001年版《别傳》，此詩後四句為：「平生所學惟餘骨，晚歲為詩欠砍頭。幸得梅花同一笑，嶺南已是八年留。」

#胡文輝 《陳寅恪詩箋釋》中說：「此篇收入《柳如是别傳》……八句『炎方』作『嶺南』。」

按，《箋釋》中此詩後四句為：「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然而《箋釋》未指出亦未解釋「惟餘骨」與「供埋骨」的區别。

據 #余英時 先生說，1980年版的《别傳》中，此詩後四句為：「平生所學惟餘骨，晚歲為詩笑亂頭。幸得梅花同一笑，嶺南已是八年留。」

1980年版的這幾句詩，「笑亂頭」三字完全不通，對仗不工，意義不明。陳先生弟子蔣天樞所編《寅恪先生詩存》中，此詩後四句為：「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頭。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

陳先生這首詩早就流傳海外，余先生看到過原詩箋的複印本，字跡與《論再生緣》題簽一致，是陳夫人的手筆，所脫一字作「斫」，也就是「晚歲為詩欠斫頭」。所以他認為，《柳如是别傳》中的「惟餘骨」「笑亂頭」是中共官方的改筆。

#困學筆記

#余英時 舉出兩例，說明 #陳寅恪 的史學研究怎樣與現實關懷緊密結合。

一、1937年7月，陳先生在《清華學報》發表《論李懷光之叛》，說明唐代李懷光叛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神策軍與朔方軍糧賜之不均」。陳先生說：「兩者稟賜之額既相差若此……而望别一系統之軍隊其士卒不以是而不平，其將領不因之而變叛，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余先生認為，這篇文章正是針對前一年（1936年）發生的「西安事變」而言，張學良東北軍歸順中央後，在蒋介石政府的地位仿若唐代李懷光朔方軍。

二、1951年6月，陳先生在《嶺南學報》發表《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文章指隋末北方群雄如劉武周等人無不受突厥的可汗封號，以示臣服。唐高祖起事時也曾正式接受同樣的封號，主其事者實為李世民。陳先生說：「嗚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豈意其初亦嘗效劉武周輩之所為耶？初雖效之，終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傑之所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

余先生認為：這篇文章正是針對毛澤東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而發。陳先生希望毛澤東效法唐太宗，在統一中國之後能夠改弦易轍，所謂「初雖效之，終能反之」，仍可不失為「不世出人傑」。

#困學筆記

#余英時 說 #陳寅恪 「通古今之變」的史學精神：

「他治史學的最後目的是要尋求意義的，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史家在發揮『微言大義』之前，必須先把立說的根據考證得一清二楚……他要通過最嚴格最精緻的考據工作，來研究中國史上的一些關鍵性的大問題，並儘量企圖從其中獲得關於當前處境的啓示。這正是司馬遷以來所謂『通古今之變』的中國史學傳統。

「我們必須先知道陳先生這種『通古今之變』的史學精神，然後才能懂得爲什麼他的著作中充滿着今昔之感和興亡之歎……他在表面上給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位不食人間烟火、不問當世理亂的古典型學者。然而深一層看，陳先生一生的學術工作可以說都與現實密切相關：他自稱『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其實這正顯示出他所關切的是中國文化在現代世界中如何轉化的問題。

「他不肯像其他學人一樣，空談一些不著實際的中西文化異同問題。他只是默默地研究中古以降漢民族與其他異族交往的歷史，以及外國文化（如佛教）傳入中國後所產生的後果，希望從其中獲得『歷史的教訓』。」

引自：余英時撰《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

#困學筆記

文章結束的地方他說：

「通過陳寅恪，我進入了古人思想、情感、價值、意欲等交織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於中國文化傳統及其流變獲得了較親切的認識。

「這使我真正理解到，歷史研究並不是從史料中搜尋字面的證據以證成一己的假說，而是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窺測當時曾貫注於其間的生命躍動，包括個體的和集體的。」

#困學筆記 #歷史 #陳寅恪 #余英時

又說：

「在國家社會主義（ 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意識形態之下，大陸上研究陳寅恪的基調已明顯地轉換為『愛國主義』。

「陳寅恪今天之所以被描寫成一個神祕不可思議的『戀土情結』的精神病患者，有如胎兒之不能須臾離開母體，正是因為『去』『留』問題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更取得了新的現實意義。」

再說：「又以文化取消政治也是一個顯著的特色。新論承認陳寅恪在政治上備受折磨，但卻堅持政治絲毫不影響他的文化追求。他們好像想藉着政治與文化一刀切斷的辦法來推崇陳寅恪的高潔……他的許多感事詩，當時他的朋友已看出是『謗詩』，甚至黨委書記也說是『諷刺我們』，現在都被解釋成為『文化苦吟』。」

//六四屠殺之後，從1990年代一直到現在，中共有系統地歪曲、利用了許多有如陳寅恪這樣的前輩學者。前兩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假借錢穆之口，說出一堆荒腔走板的話，也是同樣的行事邏輯。可悲的是，很多人看不清中共這種歪曲利用的手法，卻把怨氣發在這些已經故去的學者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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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友人談起《柳如是别傳》，遂重讀《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書成自述》，又有一些收獲和想法。

文中提到，余英時1958年撰《陳寅先生論再生缘書後》。1970年初，陳寅恪死訊傳至海外，一時掀起悼念熱潮。陳先生的表弟俞大維希望在哈佛的中國學人都能以文字參加紀念，余英時也收到俞大維文章《懷念陳寅恪先生》的單行本，楊聯陞鼓勵余英時也參加紀念。

余先生說：「但我自問，既未曾受教於陳寅恪，又無新資料可憑，更不想重複十幾年前在《書後》中說過的話。所以始終未著一字。甚至我也沒有接受楊先生的建議，把《書後》寄給《談陳寅恪》一書的臺北編輯委員會。在整個悼念期間，我一直保持緘默。因為借題發揮不但毫無意義，而且是對死者的大不敬。」

//最後這句「借題發揮不但毫無意義，而且是對死者的大不敬」，真是戳中當今很多人的死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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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 was a German #orientalist and scholar of 'Indology', most famous for his research on the #Turfan manuscripts. He was a teacher to Chen Yinke #陳寅恪 while the latter studied in Berlin. Apparently, he also invented canned kale (in 'strammer Packung').

#Hunan #湖南 shaped #ModernChina in many ways: Chen Yinke #陳寅恪 was also born in #Changsha #長沙 in 1890, grandson to Chen Baozhen #陳寶箴, an early reformer. Like many #Hunanese, both #Chen and #Mao had quite a temper, which is sometimes accredited to the hot Hunan food.

The great #historian of the #Chinese #MiddleAges #Tang #唐, Chen Yinke (or -que) #陳寅恪 (1890-1969), spent the last 20 years of his life in #Guangzhou #廣州. Chen, who had lost his eyesight during #middleage, used to take walks on this walkway in shining white concrete leading to his house, as he was still able to distinguish light and dark under the bright #Cantonese sun. I took these photos when I was studying Chinese and #philosophy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中山大學 in Guangzhou from 2005 to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