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 Public Fediverse 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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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 在「看理想」上面有一門音頻課程《從思想史看中國：余英時史學簡述》，第四課講到 #余英時 的童年經歷時說：
「余英時從7歳到15歳，也就是到戰爭結束，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經歷。他躲在非常鄉下的地方，跟當時中國的這些主要都市沒有什麼樣的來往，也沒有受到太多來自於現代生活跟各種不同知識的衝擊，他就在潛山的鄉下長大。但是在潛山鄉下長大的時候，例如說新四軍來到了安徽，那就對於他成長的過程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影響了後來余英時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也影響了余英時他在人生其他領域的一些態度。」
這裡說得非常隱晦。我們不禁要問：少年余英時看到 #新四軍 來到安徽，到底給他留下什麼印象，竟能影響他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和人生其他領域的態度？
關於這段經歷，《余英時回憶錄》第二章《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裡說得很詳細：
「在潛山地區活躍的一支武裝力量，一九三八年被收编為『新四軍』的第四支隊，但這支武裝力量以綁票殺人著稱，官莊及附近便有很多受害人。」
「最殘暴、規模也最大的一次殘殺事件發生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鄉人稱之為『二一五事件』……高敬亭派了徒衆五百多人到高莊及附近鄉村綁票，稍有一口飯吃的人都被抓去，一共有三百多個肉票，逼他們共同繳納十萬銀元的贖金，這當然遠遠超過他們的能力。在勒索不遂所欲之後，綁匪大怒，將三百多個肉票集體屠殺了。後來只有一兩個年紀較小的僥倖逃脫，把屠殺的真相傳了出來。」
「『二一五事件』不僅盛傳於潛山，而且震驚整個南方，上海《申報》、南京《中央日報》等都有報導……死難者之一余誼密是安徽的重要人物。他是清朝拔貢，一直任地方官，從知縣到道尹都做過。民國以後，他在安徽省很受推重，最先被選為省議長，後來轉入行政部門，先後出任財政廳長、政務廳長，並且一度護理安徽省長。他的官聲極好，為人正派，尤以清廉為人所敬……」
「據最近關於高敬亭的史料，高的殘暴行動也許應該由他自己負責。因為高在被收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後，並不接受葉挺、項英等人的領導，而且處處抗命，仍然一心一意發展自己的勢力和地盤。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派人到合肥將高逮捕，經過三天的鬥爭，予以處死。不過，他的罪狀並非殘殺百姓，而是不服從延安領導、發展『山頭主義』與『宗派主義』而已。」
「但處死高敬亭以後，『新四軍』第四支隊的軍紀並未見有什麼改善，殘殺人命，一如既往。我親見的一件事便是一位族兄之死。……平格兄是鄉人尊敬的醫生，而且是官莊唯一的醫生。但他性格倔強，不肯聽人擺佈。據知內情者事後透露，第四支隊的人曾數度逼他合作而他堅決不肯，因此在一個夜裡把他從家中抓了出來，用刀在他的咽喉上戳了幾個洞，他就死在家門外的水井旁。我清晨聞訊赶去看他，他的屍體還在原處未動。」
這是余英時15歳之前親眼看到、親身經歷的共產黨軍隊，他說：
「如果『新四軍』第四支隊作為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在潛山一帶具有代表性的話，它留給當地百姓的則主要是恐懼，而沒有一絲一毫理想的嚮往。整整九年間，從未聽說這支武裝力量代表著中國未來的希望，一個新世界將代舊世界而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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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2023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書。
2022年是台灣商務印書館遷台75週年，暨商務印書館創辦125週年，他們邀請當代史學家舉辦十二場關於《國史大綱》的講座，彙編成書。
余英時的弟子、當代著名史學家 #王汎森 在這本書裡談到 #余英時 與 #錢穆 的不同，他說：
錢穆堅持經學的「義」或「道」必須統攝、貫穿或穿梭在歷史的研究之中，他不認為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可以任意塑（撰）造史實，但是必須時時有「经」的、「理想」的在筆端，或是評判、或是賦予色彩……錢穆認為如果沒有「理想」則無成敗可言，一切只是「敷衍」。
余先生未追隨他的老師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種種本質性的斷言。這一方面的斷言，特别在錢穆先生中期以後的著作，如《政學私言》《湖上閒思錄》《文化學大義》等書中俯拾皆是。
他們是兩代人，是兩位取向不完全相同的大師，錢穆仍然以道自任，認為「經學」「理學」應涵攝歷史，而余英時這一代史學是史學，不能就理想的，而只能就現實的講歷史，不再有以經學、理學涵括歷史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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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人往往只注意所謂『進步』與『保守』兩種極端的傾向：前者以西方為楷模，後者則堅持中國文化自具系統、不必也不能捨己從人。前一派的代表人物很多，自陳獨秀、胡適、魯迅、陳序經以下以至馬克思主義者都屬之。至於後一派，通常我們的注意力總是集中在專講文化系統或哲學系統的少數思想家身上，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人。但事實上，中國現代思想界並不能如此簡單地一分為二。」
他接着說：「在所謂『進步』與『保守』的兩極之間，還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問題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他們一方面承認西方文化確有勝於中國傳統而為中國所必須吸收之處，但另一方面則認為中國文化自有其特性，外來思想也要經過改變然後始能適合中國環境而發生作用。但是由於他們不相信任何簡單的公式可以解決文化問題，他們的基本立場與觀點便無法由一兩句響亮的口號表達出來，因此也就不為一般讀者所知……他們的共同信念大概可以用陳先生下面的話來表示，即『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按：余先生這段話，真是說到我的心上。我從中學時代起就關心中西文化交流問題，雖然至今仍是孤陋寡聞，但這些年來也親身經歷過余先生所說的這幾種思想傾向，徘徊於所謂「進步」與「保守」之間，近年才能深切理解陳寅恪等先生的苦心孤詣。正如余先生所說：「他們不相信任何簡單的公式可以解決文化問題，他們的基本立場與觀點便無法由一兩句響亮的口號表達出來，因此也就不為一般讀者所知」。曾與朋友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都認同陳先生說的「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但我們同時認為，經過五四、經過「文革」，中國傳統喪失殆盡，我們這一代人不要妄想完成匯合中西、創發新知，我們只要努力保持本來民族文化不至消亡，就已經是有功於後人，有功於民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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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别傳・緣起》中有 #陳寅恪 所寫的九首詩，第五首頗惹爭議。
三聯書店2001年版《别傳》，此詩後四句為：「平生所學惟餘骨，晚歲為詩欠砍頭。幸得梅花同一笑，嶺南已是八年留。」
#胡文輝 《陳寅恪詩箋釋》中說：「此篇收入《柳如是别傳》……八句『炎方』作『嶺南』。」
按，《箋釋》中此詩後四句為：「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然而《箋釋》未指出亦未解釋「惟餘骨」與「供埋骨」的區别。
據 #余英時 先生說，1980年版的《别傳》中，此詩後四句為：「平生所學惟餘骨，晚歲為詩笑亂頭。幸得梅花同一笑，嶺南已是八年留。」
1980年版的這幾句詩，「笑亂頭」三字完全不通，對仗不工，意義不明。陳先生弟子蔣天樞所編《寅恪先生詩存》中，此詩後四句為：「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頭。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
陳先生這首詩早就流傳海外，余先生看到過原詩箋的複印本，字跡與《論再生緣》題簽一致，是陳夫人的手筆，所脫一字作「斫」，也就是「晚歲為詩欠斫頭」。所以他認為，《柳如是别傳》中的「惟餘骨」「笑亂頭」是中共官方的改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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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舉出兩例，說明 #陳寅恪 的史學研究怎樣與現實關懷緊密結合。
一、1937年7月，陳先生在《清華學報》發表《論李懷光之叛》，說明唐代李懷光叛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神策軍與朔方軍糧賜之不均」。陳先生說：「兩者稟賜之額既相差若此……而望别一系統之軍隊其士卒不以是而不平，其將領不因之而變叛，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余先生認為，這篇文章正是針對前一年（1936年）發生的「西安事變」而言，張學良東北軍歸順中央後，在蒋介石政府的地位仿若唐代李懷光朔方軍。
二、1951年6月，陳先生在《嶺南學報》發表《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文章指隋末北方群雄如劉武周等人無不受突厥的可汗封號，以示臣服。唐高祖起事時也曾正式接受同樣的封號，主其事者實為李世民。陳先生說：「嗚呼！古今唯一之『天可汗』，豈意其初亦嘗效劉武周輩之所為耶？初雖效之，終能反之，是固不世出人傑之所為也，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
余先生認為：這篇文章正是針對毛澤東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而發。陳先生希望毛澤東效法唐太宗，在統一中國之後能夠改弦易轍，所謂「初雖效之，終能反之」，仍可不失為「不世出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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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治史學的最後目的是要尋求意義的，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史家在發揮『微言大義』之前，必須先把立說的根據考證得一清二楚……他要通過最嚴格最精緻的考據工作，來研究中國史上的一些關鍵性的大問題，並儘量企圖從其中獲得關於當前處境的啓示。這正是司馬遷以來所謂『通古今之變』的中國史學傳統。
「我們必須先知道陳先生這種『通古今之變』的史學精神，然後才能懂得爲什麼他的著作中充滿着今昔之感和興亡之歎……他在表面上給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位不食人間烟火、不問當世理亂的古典型學者。然而深一層看，陳先生一生的學術工作可以說都與現實密切相關：他自稱『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其實這正顯示出他所關切的是中國文化在現代世界中如何轉化的問題。
「他不肯像其他學人一樣，空談一些不著實際的中西文化異同問題。他只是默默地研究中古以降漢民族與其他異族交往的歷史，以及外國文化（如佛教）傳入中國後所產生的後果，希望從其中獲得『歷史的教訓』。」
引自：余英時撰《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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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
「在國家社會主義（ 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意識形態之下，大陸上研究陳寅恪的基調已明顯地轉換為『愛國主義』。
「陳寅恪今天之所以被描寫成一個神祕不可思議的『戀土情結』的精神病患者，有如胎兒之不能須臾離開母體，正是因為『去』『留』問題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更取得了新的現實意義。」
再說：「又以文化取消政治也是一個顯著的特色。新論承認陳寅恪在政治上備受折磨，但卻堅持政治絲毫不影響他的文化追求。他們好像想藉着政治與文化一刀切斷的辦法來推崇陳寅恪的高潔……他的許多感事詩，當時他的朋友已看出是『謗詩』，甚至黨委書記也說是『諷刺我們』，現在都被解釋成為『文化苦吟』。」
//六四屠殺之後，從1990年代一直到現在，中共有系統地歪曲、利用了許多有如陳寅恪這樣的前輩學者。前兩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假借錢穆之口，說出一堆荒腔走板的話，也是同樣的行事邏輯。可悲的是，很多人看不清中共這種歪曲利用的手法，卻把怨氣發在這些已經故去的學者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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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出版後，中共官方宣傳機器對其大肆攻擊，余英時對此說道：
「政治栽贓本是國際共產黨人的一貫手法，但中共繼承衣鉢以後又加以『名教化』，因此更是妙用無窮。在馬家店的新名教之下，『帽子』和『標籤』形成一套一套的『名』的系統，一般人只要看見某種『名』，便習慣成自然地發出某種條件反射。這當然是指從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狀況，尤以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爲然。
「由於種種原因，馬家店的新名教今天確已漸漸失靈了。但不可否認的，只要極權的政治體制不變，新名教的餘威便不可能完全消失，『帽子』和『標籤』也依然會繼續發揮效用。」
//這篇文章寫於1997年。看看二十一世紀這些年的事情，就知道余先生所言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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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友人談起《柳如是别傳》，遂重讀《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書成自述》，又有一些收獲和想法。
文中提到，余英時1958年撰《陳寅先生論再生缘書後》。1970年初，陳寅恪死訊傳至海外，一時掀起悼念熱潮。陳先生的表弟俞大維希望在哈佛的中國學人都能以文字參加紀念，余英時也收到俞大維文章《懷念陳寅恪先生》的單行本，楊聯陞鼓勵余英時也參加紀念。
余先生說：「但我自問，既未曾受教於陳寅恪，又無新資料可憑，更不想重複十幾年前在《書後》中說過的話。所以始終未著一字。甚至我也沒有接受楊先生的建議，把《書後》寄給《談陳寅恪》一書的臺北編輯委員會。在整個悼念期間，我一直保持緘默。因為借題發揮不但毫無意義，而且是對死者的大不敬。」
//最後這句「借題發揮不但毫無意義，而且是對死者的大不敬」，真是戳中當今很多人的死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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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開倒車的時候，經常有人舉出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試圖以紅朝太宗的聖訓來批判今上。這句話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如果把這句話單獨拿出來看，好像非常正確。可是如果把它放在當年的歷史情境當中，就不會這麼想了。
上面那句話是鄧在1986年6月說的，而在同年12月，他在家中會見胡、趙以及萬里，討論「反對資產階段自由化」的時候，就爲他口中的「政治改革」定調：
一、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
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羣衆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余英時先生因此說道：「可知他的『政治改革』與一般所理解的民主、權力制衡等恰恰相反，其終極目的是要加強一黨專政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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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開倒車的時候，經常有人舉出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試圖以紅朝太宗的聖訓來批判今上。這句話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如果把這句話單獨拿出來看，好像非常正確。可是如果把它放在當年的歷史情境當中，就不會這麼想了。
上面那句話是鄧在1986年6月說的，而在同年12月，他在家中會見胡、趙以及萬里，討論「反對資產階段自由化」的時候，就爲他口中的「政治改革」定調：
一、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
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羣衆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余英時先生因此說道：「可知他的『政治改革』與一般所理解的民主、權力制衡等恰恰相反，其終極目的是要加強一黨專政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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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開倒車的時候，經常有人舉出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試圖以紅朝太宗的聖訓來批判今上。這句話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如果把這句話單獨拿出來看，好像非常正確。可是如果把它放在當年的歷史情境當中，就不會這麼想了。
上面那句話是鄧在1986年6月說的，而在同年12月，他在家中會見胡、趙以及萬里，討論「反對資產階段自由化」的時候，就爲他口中的「政治改革」定調：
一、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
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羣衆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余英時先生因此說道：「可知他的『政治改革』與一般所理解的民主、權力制衡等恰恰相反，其終極目的是要加強一黨專政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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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開倒車的時候，經常有人舉出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試圖以紅朝太宗的聖訓來批判今上。這句話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如果把這句話單獨拿出來看，好像非常正確。可是如果把它放在當年的歷史情境當中，就不會這麼想了。
上面那句話是鄧在1986年6月說的，而在同年12月，他在家中會見胡、趙以及萬里，討論「反對資產階段自由化」的時候，就爲他口中的「政治改革」定調：
一、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
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羣衆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余英時先生因此說道：「可知他的『政治改革』與一般所理解的民主、權力制衡等恰恰相反，其終極目的是要加強一黨專政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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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開倒車的時候，經常有人舉出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試圖以紅朝太宗的聖訓來批判今上。這句話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如果把這句話單獨拿出來看，好像非常正確。可是如果把它放在當年的歷史情境當中，就不會這麼想了。
上面那句話是鄧在1986年6月說的，而在同年12月，他在家中會見胡、趙以及萬里，討論「反對資產階段自由化」的時候，就爲他口中的「政治改革」定調：
一、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
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羣衆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余英時先生因此說道：「可知他的『政治改革』與一般所理解的民主、權力制衡等恰恰相反，其終極目的是要加強一黨專政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