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 Public Fediverse posts

想分享《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對一些現象的批評，無論對史學研究者還是史書讀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1. 從歷史看來，「人」在歷史中的角色非常重要……尤其在結構即將轉型的時候，關鍵少數的性格極其重要。但二十世紀的史學流派基本上都是傾向「去人格化」，或不再關心胸襟、器識、格局的培養。

2. 現代歷史研究中經常出現的兩種現象：第一，是過度屈歷史以就當代；第二，是過度屈歷史以就其他學科。關於前者，歷史工作者常常為了求史學研究能與現實發生立即的關聯，而不顧歷史事實的複雜性。有時候是為了呼應現實致用，有時是為了呼應當代流行的史學潮流，以致「只顧聽來悅耳」，不管歷史上發生了什麼。關於後者，現代史學似乎有一種傾向，認為歷史只有在被組入某種理論之中，它才有思想的價值，而我個人一向認為至少有兩種真理觀，一種是哲學的或抽象的理論，另一種則是複雜而多樣的歷史也可以有超越特定時空限制的長遠的、濃厚的思想意涵。

3. 人類有很強的衝動：想要一致化、一元化，想要尋找定律，想要極大化自己的基盤來解釋過去與未來。而我個人傾向於發掘多元、競逐的歷史，其中儘可能包括被壓抑的層面。

4. 現代人因為歷史意識不足，滿眼所見都只是「現在」，很容易把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所看到的東西，當作人類自然而然的東西，也就是把現狀本質化，忽略了人類歷史上其實有過多元化、豐富的可能性。人類的經驗並不是只有這一刻才是對的，或是只有這一刻才是最進步、最有價值的，過去可能也有我們可以取法的資源，而且未來也許還會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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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在《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中提醒讀者：

「近百年來中西方史學寫作或是廣義的人文學的研究取向中，有『去人格化（depersonalized）』的傾向，意即人的角色越來越模糊。

「這是二十世紀人文學很大的危機，而史學著作中『人』的消失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

「我們無法假裝百年來的史學沒有進步，事實上它幫助我們了解很多傳統史學家所沒有掌握的更深層的結構性因素。我們不可能簡單地回到《史記》以來的紀傳體，也不可能假裝百年來的各種思潮沒有發生過。

「但也不要過度地被它們牽著鼻子走，應該重新思考『人』在廣義的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學中的角色。」

（第三章《歷史與個人生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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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第一章《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思考」》：

1. 如果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衡量，史學是無用的。現代人因為受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影響，認為有用的知識要帶有「律則」（law）的性質，但是如果人們在茫無所知的未來中，想要擁有一些「資源」與「暗示」（implication）或「線索」，則非求助歷史不可……不是「要」如何，而是「可能」如何；不是「應該怎麼做」，而是「可以怎麼做」。

2. 熟讀歷史的人從紛繁萬狀的史事中多少也可以感知到一些近乎律則的東西……當我們參觀波士頓Salem城獵女巫的歷史時，馬上會得到一種省思：歷史上，當社會緊張或衝突時，便有尋找代罪羔羊之可能，如納粹之於猶太人，如麥卡錫主義之於共產黨，如川普上任後對於南美偷渡移民的做法，與某些特定歷史環境中人們為了塑造團結意識，急着在人羣中尋找「代罪羔羊」一樣。

3. 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思考」有幾個面向：一、培養歷史想象能力以及對事情的「認知複雜度」。二、儘可能地對歷史事件進行全景式的掌握，包括縱深的及橫亙的兩個層面。三、有經驗的讀者即使不一定能準確地預測未來，但是應該能把握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事件類型或演變趨勢。四、當許多人都沉浸在一時一地的事情時，「歷史思考」強調人們在看待一時一地之事時，同時也應具有長程的眼光。五、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思考」幫助我們瞭解這個世界是流動的（fluid one），是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

4. 歷史的思考也有助於我們看待爭奪歷史詮釋的問題。記憶與現實生活的關係比我們想象的要密切……歷史好像看不見，但它卻牢牢地抓住人們。

5. 吸引人們跟着盤旋而起的，不一定都是人們在某一時刻認為真理的、有價值的、美善的。它們不一定有智慧、合邏輯、平正通達、合於道德倫理或合於傳統文化標準，也未必禁得起嚴謹的知識檢證，而是些能彌補人們空虛、渴望的東西，或是因不景氣、低收入、災荒，或對精英政治的徹底失望。其中有許多從後人的眼光看來恐怕是「荒唐無稽」的。

6. 如果只是為了把過去的歷史打扮成現代人喜聞樂見的樣子，那還研究它作什麼呢？我個人認為「歷史思考」有一部分是發掘歷史中的各種音調（不只是低音），並釐清它們之間的層次，免得讀者誤以為一個時候只有一種單音，或只有一種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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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2024年新書《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

他在《序言》裡說：「本書秉持『在史中求史識』（陳寅恪）的態度，傾向於認為各種形態的歷史都可能提供我們意想不到的資糧……相對於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在特定事情上成功，我更強調的是讀史如何提升人們整體的心智能力（心量）。……（本書）討論如何將歷史知識引入到與人生發生關聯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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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2023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書。

2022年是台灣商務印書館遷台75週年，暨商務印書館創辦125週年，他們邀請當代史學家舉辦十二場關於《國史大綱》的講座，彙編成書。

余英時的弟子、當代著名史學家 #王汎森 在這本書裡談到 #余英時 與 #錢穆 的不同，他說：

錢穆堅持經學的「義」或「道」必須統攝、貫穿或穿梭在歷史的研究之中，他不認為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可以任意塑（撰）造史實，但是必須時時有「经」的、「理想」的在筆端，或是評判、或是賦予色彩……錢穆認為如果沒有「理想」則無成敗可言，一切只是「敷衍」。

余先生未追隨他的老師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種種本質性的斷言。這一方面的斷言，特别在錢穆先生中期以後的著作，如《政學私言》《湖上閒思錄》《文化學大義》等書中俯拾皆是。

他們是兩代人，是兩位取向不完全相同的大師，錢穆仍然以道自任，認為「經學」「理學」應涵攝歷史，而余英時這一代史學是史學，不能就理想的，而只能就現實的講歷史，不再有以經學、理學涵括歷史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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