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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 | 香港戰後的自由開放與華裔知識人的努力：讀《唐君毅與香港》 | 張楚勇 | 政治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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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傾向認為，錢穆和唐君毅等選擇在一個英國殖民地創辦以恢復中華文明為己任的新亞書院，並非是偶然的決定。我相信他們深切明白，威權專政正是威脅甚至摧毀文明的因由。相對於海峽兩岸兩個實行一黨專政的政權而言，香港雖然是英屬殖民地，但其比較自由開放的環境，正是它最可貴的地方，也使到新儒家大師們能發展出其思想文化的成就，並讓香港逐漸成為他們重新建立其終極關懷和安身立命的助腳石。
趙敬邦在書中形容唐君毅在香港前後近30年在認識和認同上的改變，是很有意思的。趙敬邦說，起初，唐先生「明言其在香港並沒有根，而他們一眾流亡香港的學人所關心的……是中國；到後來告誡年青學生不要如前人衹把香港視為客居之地，而應該用所學知識以求香港社會的進步；再到晚年認為自己之得以來港或是天意仍希望為中國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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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傾向認為，錢穆和唐君毅等選擇在一個英國殖民地創辦以恢復中華文明為己任的新亞書院，並非是偶然的決定。我相信他們深切明白，威權專政正是威脅甚至摧毀文明的因由。相對於海峽兩岸兩個實行一黨專政的政權而言，香港雖然是英屬殖民地，但其比較自由開放的環境，正是它最可貴的地方，也使到新儒家大師們能發展出其思想文化的成就，並讓香港逐漸成為他們重新建立其終極關懷和安身立命的助腳石。
趙敬邦在書中形容唐君毅在香港前後近30年在認識和認同上的改變，是很有意思的。趙敬邦說，起初，唐先生「明言其在香港並沒有根，而他們一眾流亡香港的學人所關心的……是中國；到後來告誡年青學生不要如前人衹把香港視為客居之地，而應該用所學知識以求香港社會的進步；再到晚年認為自己之得以來港或是天意仍希望為中國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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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錢基博年譜》，至民國六年（1917年），31歲，受聘至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教。作者按語：
「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教學水平一貫較高，不少著名學者先後受聘來該校執教，除 #錢基博 外，尙有 #錢穆 、沈昌直、薛鳳昌等，皆稱一時之選……省三師創建於清宣統三年（1911年），比後來聲名遠播的無錫國專的創辦要早十年，比中央大學區立民衆教育院（後改名「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遷錫早十八年，比榮德生創辦的江南大學早三十七年。因而在最初的十餘年中，該校可說是無錫的最高學府。」
錢穆賓四先生《師友雜憶》中專門有一章《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其中提到他與錢基博子泉的交往，也提到錢子泉、默存父子的意趣不同：
「四年級國文教師為錢基博子泉。余之去三師，即其所介紹。子泉提倡古文辭，負盛名。曾私人創一定期刊物，忘其名，按期出一紙四面。余讀其創刊，即投稿解釋《易・坤卦》『直方大』三字，獲載其第二期。及是，聞余自集美回，遂來相邀。」
「時其子鍾書方在小學肄業，下學，亦常來室，隨父歸家。子泉時出其課卷相示，其時鍾書已聰慧異常人矣……余與子泉兄弟及鍾書相識甚稔。及余去清華大學任教，鍾書亦在清華外文系為學生，而兼通中西文學，博及群書。宋以後集部殆無不過目。鍾書畢業清華後，留學英倫。歸，又曾一度與余同在西南聯大任教。後隨其父同任教於湖北省之國立某師範學院。然與其父為學意趣已漸相異。」
「抗戰勝利後之某年暑期，余赴常熟出席一講學會，適子泉、鍾書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館中，朝夕得相聚。余告子泉，國難尙未已，國共思想鬥爭，學校風波仍將迭起。余此下決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處任教，暫避至較僻處，俾可一意教學，避免此外之許多麻煩……時子泉決意仍返湖北，而鍾書則改在上海任教，兩人對時局意態不同。」
「兩人同治文學，而意態亦不同。鍾書亦時稱余言以微諷其父。然余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八年之久，同事踰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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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雖然一生寢饋於宋明理學，但他並非亦步亦趨、循規蹈矩，實際上，他在很多方面都與典型的理學家不同，或者說他與大多數被人嘲笑爲「道學家」的理學家不同，他的廣博有如朱子，卻又不囿於朱子。
首先，理學家普遍看不起「文章」，比如北宋程伊川明確表示詩文害道，他堅決不作詩文。朱子雖然不像伊川那樣固執，但也多次說過不要把太多心思放在文章上面。理學家的這種傾向，與韓昌黎所說的「文以載道」已經相去甚遠。但錢先生不同，他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說他將來可為韓文公，而他正是從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開始了解宋明理學。他一生著述都很講究行文，甚至講究排版格式，《國史大綱》即是力證。
第二，理學家大都不重視歷史，北宋有位理學家用心於歷史，就被老師帶著嘲笑的口氣批評：「你倒是記得很清楚嘛！」錢先生之重視歷史，不必多說，人人都知道也都承認他是史學大家。
我從他身上學到的一個重要品質就是，尊崇前賢不必然就要接受他們的所有說法和做法，另一方面，超越前人也不必然就要睥睨前人乃至厚誣前人。他的這種品質，正是「中道」。愚陋如我，只能高山仰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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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2023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書。
2022年是台灣商務印書館遷台75週年，暨商務印書館創辦125週年，他們邀請當代史學家舉辦十二場關於《國史大綱》的講座，彙編成書。
余英時的弟子、當代著名史學家 #王汎森 在這本書裡談到 #余英時 與 #錢穆 的不同，他說：
錢穆堅持經學的「義」或「道」必須統攝、貫穿或穿梭在歷史的研究之中，他不認為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可以任意塑（撰）造史實，但是必須時時有「经」的、「理想」的在筆端，或是評判、或是賦予色彩……錢穆認為如果沒有「理想」則無成敗可言，一切只是「敷衍」。
余先生未追隨他的老師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種種本質性的斷言。這一方面的斷言，特别在錢穆先生中期以後的著作，如《政學私言》《湖上閒思錄》《文化學大義》等書中俯拾皆是。
他們是兩代人，是兩位取向不完全相同的大師，錢穆仍然以道自任，認為「經學」「理學」應涵攝歷史，而余英時這一代史學是史學，不能就理想的，而只能就現實的講歷史，不再有以經學、理學涵括歷史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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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共學《溫情與敬意》音頻課程到了一半，這部分全都在講《國史大綱》，於是大家暫時停下音頻課程，開始共讀《國史大綱》，每次討論一章。
最近我又從頭聽這門課，尤其是開始幾節總論的部分，愈發覺得這門課很重要很精彩。
比如提到中國人傳統的名、字時，楊照就說：
「我們應該要知道，這種中國式命名的用心。即使這樣一種方式已經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仍然可以，仍然應該承認，甚至我們是不是應該仍然保留它的價值？」
又說：「在今天這樣一種歷史處境下，經歷了一百多年，有戰爭和西學東來，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潮流，以及各式各樣的政治運動的共同作用，我們和傳統中國的聯繫已經很稀薄了，那當我們今天在講文化認同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說什麼？以及作爲一個中國人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你在什麼樣的根基上，在什麼樣的脈絡下說自己是一個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