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基博 — Public Fediverse posts

《槐聚心史》載錢默存（錢鍾書）評嚴復的翻譯：「曾紀澤日記說，嚴早年國文文理不通……紀澤並責郭嵩燾過譽嚴復，使其驕縱，唯嚴復後來學八股文有成。」

黃克武《惟適之安》第三章講嚴復的翻譯之路，分享幾段，可與錢氏之論參看。

1. 曾紀澤私下批評嚴復的性格與文章：「宗光才質甚美，穎悟好學，論事有識，然以郭筠文褒獎太過，頗長其狂傲矜張之氣，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鈕頓傳、曰論法、曰與人書，於中華文字未甚通順，而自負頗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厲之，愛其禀賦之美，欲玉之於成也。」

2. 嚴復好友、詩人陳衍說：「幾道學無師承，少壯時文字尙多俗筆……有滑易之病……詩少傑作，用典亦偶有錯誤……為學總須根柢經史，否則道聽途說，東塗西抹，必有露馬腳狐尾之日。交好中遠如嚴幾道、林琴南，近如冒鶴亭，皆不免空疏之譏。」

3. 嚴復另一好友鄭孝胥說：「觀又陵文，天資絶高，而粗服未飾。」

他從英國留學歸來，並未受到重用。他因此一直想要取得科舉功名，但從1885年到1893年，四次考試都名落孫山。這使他非常怨恨科舉，直到1909年，朝廷向表現優異的留學生授予進士與舉人出身，嚴復名列第二，獲「文科進士」。

黃克武說：「準備科舉考試的過程，對嚴復的個人成長來說，可能不完全是負面的。余英時的一篇文章指出一個『塞翁失馬』的現象，他認為，嚴復從30歲到40歲為準備考試而閱讀經史典籍，此一功夫不失為對於運用古典文字的一種有效訓練。因此嚴復在此十年間，有系統地沉浸於舉業之中，使他補足了自15歲開始便中斷的傳統教育。」

錢子泉（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評嚴復的文字說：

「康有為、梁啟超之視嚴復、章士釗，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體氣，要皆出於八股……每見近人於語言精當，部分辨晰，與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於邏輯矣；蓋假歐學以為論衡之繩墨也。然就耳目所睹記，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有襲八股排比之調，而肆之為縱横跌宕者，康有為、梁啟超之新民文學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嚴復、章士釗之邏輯文學。」

黃克武又認為：「嚴復後來能以典雅古文從事翻譯而揚名於世，絶不單純地依靠科舉時文，他能擺脫時文的桎梏，還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其一是錢基博所說的將中學和西學接軌，其二則是桐城派文風的薰陶。這兩點則要追溯到1890年代，嚴復與呂增祥、吳汝綸等人的交往，而充分表現在《天演論》的翻譯之上。」

吳汝綸是桐城派大師，不但對古文有很深的造詣，而且是極少數「舊學淹貫而不鄙夷新知者」。嚴復受他影響，閲讀《古文辭類纂》《十八家詩鈔》等。《天演論》最終面世的版本，文字經過吳汝綸的親自修改，而這位不懂外文的古文大師與嚴復討論翻譯的過程，也很值得分享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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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錢基博年譜》，至民國六年（1917年），31歲，受聘至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教。作者按語：

「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教學水平一貫較高，不少著名學者先後受聘來該校執教，除 #錢基博 外，尙有 #錢穆 、沈昌直、薛鳳昌等，皆稱一時之選……省三師創建於清宣統三年（1911年），比後來聲名遠播的無錫國專的創辦要早十年，比中央大學區立民衆教育院（後改名「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遷錫早十八年，比榮德生創辦的江南大學早三十七年。因而在最初的十餘年中，該校可說是無錫的最高學府。」

錢穆賓四先生《師友雜憶》中專門有一章《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其中提到他與錢基博子泉的交往，也提到錢子泉、默存父子的意趣不同：

「四年級國文教師為錢基博子泉。余之去三師，即其所介紹。子泉提倡古文辭，負盛名。曾私人創一定期刊物，忘其名，按期出一紙四面。余讀其創刊，即投稿解釋《易・坤卦》『直方大』三字，獲載其第二期。及是，聞余自集美回，遂來相邀。」

「時其子鍾書方在小學肄業，下學，亦常來室，隨父歸家。子泉時出其課卷相示，其時鍾書已聰慧異常人矣……余與子泉兄弟及鍾書相識甚稔。及余去清華大學任教，鍾書亦在清華外文系為學生，而兼通中西文學，博及群書。宋以後集部殆無不過目。鍾書畢業清華後，留學英倫。歸，又曾一度與余同在西南聯大任教。後隨其父同任教於湖北省之國立某師範學院。然與其父為學意趣已漸相異。」

「抗戰勝利後之某年暑期，余赴常熟出席一講學會，適子泉、鍾書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館中，朝夕得相聚。余告子泉，國難尙未已，國共思想鬥爭，學校風波仍將迭起。余此下決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處任教，暫避至較僻處，俾可一意教學，避免此外之許多麻煩……時子泉決意仍返湖北，而鍾書則改在上海任教，兩人對時局意態不同。」

「兩人同治文學，而意態亦不同。鍾書亦時稱余言以微諷其父。然余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八年之久，同事踰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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