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 — Public Fediverse 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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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 #楊照 真是有點默契。
三月我開始讀 Tony Judt 的 Postwar（臺灣譯本《戰後歐洲六十年》），他上週也開始在節目裡介紹這本書。
2012年臺灣左岸文化首次出版《戰後歐洲六十年》的時候，推薦序就是楊照寫的。他在序言裡指出很重要的一點：
「原來緊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來的中國內戰及大遷徙，是和歐洲同步發展進行的。我們也就同時理解了，國共內戰及其後的大遷徙，可以、也應該從二次大戰的後遺症角度來予以分析、理解。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透過引進德國戰後的紀錄，平等對比提醒我們：二戰結束後，不只有中國在進行人口大遷徙，那是一個大流浪的時代……『戰後』的歷史分析框架，儘管賈德用來集中描述歐洲所發生的事，不過實質上，這個架構對於我們整理中國，乃至亞洲從四〇年代中期到至少七〇年代結束，這幾十年間的事，也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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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 在這本書中提到許多事情，我特别摘出這兩段分享，是因為我自己完整經歷了從「民國熱」到對臺灣祛魅的過程。
2008年馬英九上臺，我當時還在廈門大學讀書，明顯感受到兩岸關係升溫：學術交流頻繁，身邊很多朋友去臺灣交換半年一年，回來之後，我就找他們長談。有朋友學新聞，交換期間特別留意臺灣的校園媒體，帶回好幾個大學的校園報紙和雜誌，我看了之後大開眼界。比如臺灣大學的「百大維新」事件，東吳大學學生針對學費漲價質問校長。後來大陸學生可以申請去臺灣讀研究生，我也專門找老師同學諮詢，不過我在學校的成績太差，最後也就作罷，那大概是2009-2010年。
如楊照所說，大陸學術界、媒體界掀起「民國熱」，研究西南聯大和民國知識分子的謝泳老師於2007年調入廈大，我在大學後半段與他交往，那是我瞭解民國知識分子和學術界的開端。不過謝老師研究西南聯大倒不是受「民國熱」影響，他的研究早就已經開始。當時又有同校歷史系饒佳榮師兄翻譯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也是那個時候關注民國歷史的必讀書。我當時很想做兩岸信息交流的平臺，遂搭建一個網站叫做 86886.tw（86 是中國大陸的國際電話區號，886 是臺灣的區號）。後來因為參與維權活動，以及退學、工作等等，此事也未繼續。
當時的我，20歲出頭，就像楊照所說：「在大陸出現一個帶有高度現實批判意涵的提問：『為什麼臺灣能發展出民主與多元自由？』這樣的提問帶着對中共的批評與不滿，所以也不能講得那麼明白，於是轉一個彎，改寫成歷史性的問題：『民國』有什麼特殊之處？後來被國民黨帶到臺灣去，因而決定了當前大陸和臺灣截然差異的發展道路？」不過我並未意識到正處於這樣一個思想環境當中，只是無意識地跟隨時代潮流去探索去發現。
2012年加入傳知行研究所，接觸更多的學者，也讀了更多的書，開始關注臺灣民主轉型。笑蜀兄離開「南方系」之後，有一段時間也在傳知行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他往臺灣訪學，帶回大量有關臺灣民主轉型的書籍和資料，令我大飽眼福。於是知道臺灣成為民主、自由、多元的社會，不只是「民國遺緒」，還有日本統治以及戰後美國的影響。知道這些之後，有一段時間略感沮喪：原以為可以從追溯「民國歷史」來探究臺灣民主化的路徑，進而思考中國的現狀和未來。但是日本、美國因素，使得我原來對於「民國」到「臺灣」的追溯似乎變得不再可能。就如同我讀完甘地傳記之後思考「非暴力不合作」在中國如何開展，結論就是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絕無可能，我也為此感到難過。
2014年短期訪問臺灣。當時「太陽花學運」剛剛結束，馬英九和國民黨盡失民心。在臺期間，接觸民進黨早期參與者，又與民進黨青年部的人面談。當時的想法和心情仍然有些幼稚（然而當時並不自知，後來反思才明白）：嚮往臺灣的民主制度，同情臺灣被中共打壓威脅，心理上很容易親近「抗中」的民進黨，而厭惡有着威權歷史、又在當下與中共眉來眼去的國民黨。簡單說就是受到臺灣統獨二元對立立場的影響，並且不自覺地站在其中一邊。
2018年在深圳工作，老闆來自臺灣，是郝龍斌（國民黨副主席，臺灣行政院長、國防部長郝柏村的兒子）的近親。從他這裡，我接觸到另一種臺灣人：討厭中共，絕不認同中共的「一國兩制」方案，但同時厭惡民進黨的「去中國化」政策和反中論述。我開始反思原來那種簡單的統獨二元思維，也開始留意民進黨執政的問題，尤其是其「本土化」建構過程中刻意忽略很多重要歷史，這與我一向珍視的「尊重歷史」完全相悖。
蔡英文2020年開始她的第二任期，接下來四年發生很多重要的事：COVID-19防疫，Trump第二次競選，Pelosi訪臺，中共圍臺軍演……我從親綠的臺灣媒體看到很多關於這些事件的評論，到最後只想用「胡說八道」四個字評價。RSF 2023年給臺灣媒體的評價是：
「媒體雖然是自由的，但也存在嚴重的政治兩極分化，不公開的廣告，譁衆取寵和追逐利潤等問題，妨礙公民獲取客觀信息。」
2022年開始在「看理想」聽楊照的《錢穆學思總覽》，又順藤摸瓜去看、去聽他這兩年的很多作品和節目，帶給我很大震撼。光是他的個人經歷就讓我開始思考「為什麼」：他的外祖父是臺灣本土精英，30多歲就死於「二二八」；他自己年輕時候接觸《自由中國》而追求自由，參與黨外運動。可是他在蔡英文執政期間嚴厲批評民進黨。如果按照本省外省、統獨的二元思維，他的外祖父死於「二二八」，他應該「無條件」支持民進黨才對，可是他沒有，為什麼？算起來，我這兩年接觸最多的就是楊照。看完他寫的《不一樣的中國史》總共13冊，聽完《錢穆學思總覽》，又聽了許多期《世界一把抓》。這才漸漸弄清楚他的選擇和他的堅持。所以今天看到他寫2006以來對於民進黨的反思，竟然看得我想哭。
說回最早的「民國熱」。雖然如今民國早就不熱，但我卻仍然對民國知識分子極感興趣，那是一個「人物」輩出的時代，很難讓人不去嚮往。我正在計劃中的一本書，就是以民國的這些「人物」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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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分享 #楊照 的《概念民國：不一樣的中國史・迴音》。他從2007年開始在「敏隆講堂」講中國通史，主要是受到臺灣當時時代變化潮流的強烈刺激。
2006年「紅衫軍事件」期間，楊照擔任《新新聞週刊》總主筆。有一段時間，他在公私場合一再表示：儘管諸多證據顯示第一夫人涉案極深，但仍然相信陳水扁、邱義仁等人不太可能涉案。他的判斷主要來自他過去和這些人的互動往來。他說：「陳水扁是一位權力慾望極高，以至於可以放棄許多生命其他追求的人，包括物慾財富的追求。至於邱義仁，他有那麼長久的革命信念，投身組織『新潮流』這樣嚴密的革命團體，怎麼可能是個貪財的人？」
但是後來事實證明他錯了，他說：「原來我對於這些投身黨外到反對黨運動中的人，我有諸多機會近身觀察的人，都嚴重誤判？使得我誤判、使得這些人變得如此不同的原因是什麼？是普遍的政治權力嗎，還是臺灣特殊的政治環境？」
於是他開始反思自己的盲點：很年輕就站到黨外民主運動一邊，也曾經在第一線參與民進黨第一次總統初選，許信良邀請他擔任過黨部一級的主管（許信良競選總統辦公室專案主任、民進黨中央黨部國際事務部主任），這讓他失去了客觀、嚴謹看待乃至批判民進黨的能力嗎？
越是深入檢討民進黨執政五六年的經驗，他越是感到沮喪。他說：「尤其我不可能遺忘在黨外時期對抗國民黨的鬥志怎麼來的，創黨之初對於臺灣未來的想象又如何形成的。對比、對照之下，取得權力的民進黨正在打造一個很不一樣、背離當初理想與奮鬥目標的臺灣社會。」
以下是他反思的重點，那就是民進黨執行的「本土化」教育與文化政策：
「最令我不舒服的一項變化發展，是民進黨執行的『本土化』教育與文化政策。『本土意識』當然是從黨外到民進黨這股反對勢力最重要的資產，也是我自己很早就投身支持的價值。然而那個年代（注：指黨外運動時期），『本土』的意涵是從與『大中國主義』對抗中形塑出來的。『大中國』是虛假的，脫離現實的；『本土』是植根於現實的，是真確的。『大中國』是簡化的、排斥性的，硬是要將多元的臺灣窄化為一元的；『本土』是正視並尊重臺灣多元族羣、多元歷史、多元文化的。這是我認知、擁護的『本土』。」
「然而這卻不是民進黨取得權力之後實行的『本土化』，尤其是以『去中國化』當作實施重點的『本土化』。這種做法和當年我們反對的國民黨政策，同樣是減法的、窄化的，而且同樣是將自己不喜歡、與自己無關，或者自己無法理解的部分，就強制排除在『本土』之外，在『臺灣』之外。國民黨曾經用這種方式對待他們看不慣的日本因素，現在民進黨竟然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他們看不慣的中國因素。」
「我們的上一代，我的父親母親，被國民黨剝奪了他們的日本時代記憶，從主流的教育與文化中驅逐出去。說日語、受日本影響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但那就是他們真切的生命記憶。唯有的生命經驗，卻硬生生被取消了。真沒想到在我這一代，就在我自己身上，竟然要承受一個新的政權，同樣霸道地取消我和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記憶與經驗。那也不是我選擇的。我出生、成長在『復興中華文化』的潮流中，我學會了一身熟悉中國傳統，得以親近中國歷史文化的習慣與本事，他們現在卻要說：這不是臺灣，如果要做臺灣人，就必須放棄這些。」
「我不同意，我無法同意。所以我決定回頭整理我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真實生命經驗，我決定儘可能完整地講述一次我所知道的中國歷史。」
按：最近他在「世界一把抓」節目談到建國中學的時候，仍然在批判民進黨這種「本土化」教育和文化政策的負面影響。節目鏈接《明星學校真的是好學校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vVtb7RQpA -
#楊照 在《概念民國：不一樣的中國史・迴音》裡提到2010年前後中國大陸的「民國熱」：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後，臺海兩岸關係快速拉近，尤其是民間的交流極度熱絡，大陸民衆對臺灣產生樂空前的興趣與好感。臺灣被視為某種未來大陸發展的典範，尤其是民主制度與多元自由的情況，讓許多大陸朋友甚感認同、羨慕。」
「於是在大陸出現一個帶有高度現實批判意涵的提問：『為什麼臺灣能發展出民主與多元自由？』這樣的提問帶着對中共的批評與不滿，所以也不能講得那麼明白，於是轉一個彎，改寫成歷史性的問題，問：『民國』有什麼特殊之處？後來被國民黨帶到臺灣去，因而決定了當前大陸和臺灣截然差異的發展道路？」
「這樣的提問，忽略了日治殖民因素，忽略了臺灣在韓戰之後被編入冷戰結構中形成對美國依賴的因素，不可能真正解釋現實臺灣的來龍去脈。」
「不過提問的動機從來就不是真的為了研究、理解臺灣，毋寧是要利用臺灣的成就，對照形成對中共政權的檢討，並且試圖推動大陸政治與社會進一步的開放改革。」
「當時不知道，十幾年後回顧才曉得，那是中國大陸一段奇特的黃金時代，在思想、學術、藝術，乃至生活改造都迸發出驚人活力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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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 在「看理想」上面有一門音頻課程《從思想史看中國：余英時史學簡述》，第四課講到 #余英時 的童年經歷時說：
「余英時從7歳到15歳，也就是到戰爭結束，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經歷。他躲在非常鄉下的地方，跟當時中國的這些主要都市沒有什麼樣的來往，也沒有受到太多來自於現代生活跟各種不同知識的衝擊，他就在潛山的鄉下長大。但是在潛山鄉下長大的時候，例如說新四軍來到了安徽，那就對於他成長的過程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影響了後來余英時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也影響了余英時他在人生其他領域的一些態度。」
這裡說得非常隱晦。我們不禁要問：少年余英時看到 #新四軍 來到安徽，到底給他留下什麼印象，竟能影響他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和人生其他領域的態度？
關於這段經歷，《余英時回憶錄》第二章《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裡說得很詳細：
「在潛山地區活躍的一支武裝力量，一九三八年被收编為『新四軍』的第四支隊，但這支武裝力量以綁票殺人著稱，官莊及附近便有很多受害人。」
「最殘暴、規模也最大的一次殘殺事件發生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鄉人稱之為『二一五事件』……高敬亭派了徒衆五百多人到高莊及附近鄉村綁票，稍有一口飯吃的人都被抓去，一共有三百多個肉票，逼他們共同繳納十萬銀元的贖金，這當然遠遠超過他們的能力。在勒索不遂所欲之後，綁匪大怒，將三百多個肉票集體屠殺了。後來只有一兩個年紀較小的僥倖逃脫，把屠殺的真相傳了出來。」
「『二一五事件』不僅盛傳於潛山，而且震驚整個南方，上海《申報》、南京《中央日報》等都有報導……死難者之一余誼密是安徽的重要人物。他是清朝拔貢，一直任地方官，從知縣到道尹都做過。民國以後，他在安徽省很受推重，最先被選為省議長，後來轉入行政部門，先後出任財政廳長、政務廳長，並且一度護理安徽省長。他的官聲極好，為人正派，尤以清廉為人所敬……」
「據最近關於高敬亭的史料，高的殘暴行動也許應該由他自己負責。因為高在被收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後，並不接受葉挺、項英等人的領導，而且處處抗命，仍然一心一意發展自己的勢力和地盤。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派人到合肥將高逮捕，經過三天的鬥爭，予以處死。不過，他的罪狀並非殘殺百姓，而是不服從延安領導、發展『山頭主義』與『宗派主義』而已。」
「但處死高敬亭以後，『新四軍』第四支隊的軍紀並未見有什麼改善，殘殺人命，一如既往。我親見的一件事便是一位族兄之死。……平格兄是鄉人尊敬的醫生，而且是官莊唯一的醫生。但他性格倔強，不肯聽人擺佈。據知內情者事後透露，第四支隊的人曾數度逼他合作而他堅決不肯，因此在一個夜裡把他從家中抓了出來，用刀在他的咽喉上戳了幾個洞，他就死在家門外的水井旁。我清晨聞訊赶去看他，他的屍體還在原處未動。」
這是余英時15歳之前親眼看到、親身經歷的共產黨軍隊，他說：
「如果『新四軍』第四支隊作為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在潛山一帶具有代表性的話，它留給當地百姓的則主要是恐懼，而沒有一絲一毫理想的嚮往。整整九年間，從未聽說這支武裝力量代表著中國未來的希望，一個新世界將代舊世界而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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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 在《不一樣的中國史》講到成吉思汗時，有一段關於傳統史學和現代史學觀念的評述，講得很好。
他先指出中國傳統史學「人物中心」的好處和問題：
1. 中國傳統史學和現代史學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待人物的方式。人物一直是傳統史學的核心焦點與主要內容，「正史」中必定有「紀」有「傳」，而且佔了大部分的篇幅。這兩種形式都是在寫人物，以人物來統整事件。
2. 這樣的史學觀念最大的好處是在歷史中保留了許多個性，並且以人的個性來解釋歷史事件的變化發展。人，尤其是具備特殊性格、特殊能力或特殊身份地位的人，是推動歷史的主要因素。
3. 不過這樣的史學觀念也會過度強調個人行為的決定重要性，而忽略了個人之外的其他因素。個人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究竟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往往不是他自己可以決定的。週遭其他的環境因素，例如經濟生產、財富形式、社會組織、風俗習慣，甚至流行的思想與信仰，必然對他的個人行為有所制約，也和他的個人決定產生複雜互動。
4. 過度看重個人會造成時間尺度的盲點。一個人的壽命頂多百年，以個人作為文明的始創者，這種歷史會讓人失去對於文明變化的大尺度時間感，無法如實意識到例如光是養蠶抽絲這件事，需要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經過多少「試誤」的過程才能成熟、固定下來。
以上是他說傳統史學「人物中心」的好處和問題，主要是在指出問題。現代史學怎麼樣呢？他說：
1. 源於對傳統觀念的批判與補充，現代史學強調結構、強調集體、強調大尺度時間，因而對個人的作為與成就保持着高度懷疑的態度，有時會過度貶抑個人在歷史上的影響。
說上面這段話的時候，他提醒「我們也應該提防現代史學的偏見」。所謂偏見，就是高度懷疑個人作為與成就，甚至過度貶抑個人的歷史影響。
具體放到成吉思汗身上，他說：
1. 有很長一段時間，談蒙古史幾乎就等同於談成吉思汗。蒙古最偉大的英雄、甚至是唯一值得認識的英雄，就是成吉思汗；蒙古所有的豐功偉績與帝國成就，都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
2. 現代史學興起後，有一段時間徹底逆轉了這個態度，不接受、不相信成吉思汗那麼了不起，專注於考索背後的長遠因素，先入為主要得到成吉思汗不過是比較突出的草原強權範例之一罷了。
3. 仔細比對各種史料，儘可能客觀地看待，我們必須承認：成吉思汗的個人功績與成就，超過了現代史學所能解釋、所能貼切予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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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 在《 #不一樣的中國史 》第八冊講到 #宋明理學 的時候，專門有兩篇提及 #錢賓四 先生，引用「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全段內容，最後總結說：
「在動盪戰亂的時代，能夠成就一位大學問家，錢穆認為最關鍵的就在於自己深入學習了宋明理學，那不只是他的學術根基，更重要的，是他生命的準據。他這個人之所以為他，一輩子遇過最重要的，就是宋明儒的思想。」
奇怪的是，他在「看理想」的音頻節目《錢穆學思總覽》裡，卻只花非常少的篇幅介紹宋明理學。
這就讓我非常疑惑：既然他知道「那不只是他的學術根基，更重要的，是他生命的準據」，為什麼不在《錢穆學思總覽》裡多介紹呢？
將來若有機會，一定要當面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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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家獨酌，喝多倒頭就睡，半夜起來讀 #楊照 《 #不一樣的中國史 》第八冊，關於 #宋明理學 的部分。
他說：「關於宋明理學，經常引發兩極的反應。討厭理學的人很多，而且都是極度討厭。另外一邊人數比較少，但肯定的也都極度肯定。這其實牽涉到看待宋明理學的態度。有人將理學當知識，但也有人像錢穆這樣，將理學視爲生命實踐的道理，而不是外在的學問……宋明理學是對於如何安放個人生命的一種真切探索。」
又說：「宋明理學探討什麼是終極的、根本的自由，既完全與他人無關，也是他們絕對無法干預、無法取消的。他們得到的答案就是《論語・述而》裡孔子說的：『我欲仁，斯仁至矣。』這只牽涉到你自己個人的意志，與你的身份、你的處境、你的條件通通無關。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做這樣的決定。這樣的決定你能實踐多少，讓自己變得多好，能做多少好事，那會受到諸多外在因素影響；然而，不管你實踐了多少、變好多少、做多少好事，都無礙於你做這樣的決定，也無法取消你做這樣決定的自由。別人的意志、集體的規範，或是再怎麼龐大的權威，能夠管制、扭曲你的行爲，卻無論如何不能管到你要做個好人的主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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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楊照《不一樣的中國史》南北朝部分，講到 #駢文 和 #典故 。
用典極大地豐富了文章的內容，讓中文可以用最精簡的方式表達更豐富的意涵。六朝以降，作為讀書人不能不培養基本的學術工夫，那就是熟記歷史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以便遇到「用典」時能有效地予以解讀。有時還有更高的要求，最好連這些典故出處的原文都能夠背誦，才有辦法更全面地解讀典故。
透過典故，留在中國文人心中的另一項作用，就是他們和歷史、和過去的人與事格外親近。過去發生的事不會真的過去，會不斷成為他們寫文章乃至思考的必備資源。他們的生命中有根深蒂固、強大的歷史意識。對他們而言，歷史不是身外的知識，而是透過文字、透過典故內化在他們的生活中，成為主導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和外在環境的一股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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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歷史學要做的，不是取消這一長串的時間變化，讓大家以為可以找到一個本質的、原型的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而是誠實地面對史料，耐心的建立起所有的變化環節，從這朝到那朝，從這環到那環，認真記錄到底什麼變了、什麼維持不變。變與不變都是歷史，不能偏廢，不能假裝看不到變，裝變的部分蒙混過去，刻意強調不變的部分。」
他為什麼突然講上面這段「差異」呢？因為講到從西漢到東漢，很多東西乍看沒有多少變化，但卻已經有了質的變化。比如東漢的皇后就絶不同於西漢的，因此東漢的外戚也就絶不同於西漢的，東漢的宦官也絶不同於西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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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求同」和「求異」這裡，再進一步說：
1. 過去學中國歷史的方式，經常要人相信有一種典型的中國人、典型的中國文化貫串在歷史中。於是學歷史的重點，就在找到這個原型，這就連帶產生兩種傾向：一種是拚命描述、形容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中國文化；另一種則是相信一旦找到中國人、中國文化的答案，就可以將龐大的歷史材料放在一邊、置之不理了。
2. 歷史知識不是這樣的，歷史的實情比較接近維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前面一個時代和後面接下來的時代有很多共同之處，第二個時代又和接下來的第三個時代有很多共同之處……如此一路下來。因為看到每個相續的時代都有類似之處，我們就能從中找到一種「本質性的中國人或中國文化」嗎？不是的。
3. 從第一個時代到第二個時代，有共同不變的，卻也有改變不同的地方；第三個時代又在繼承第二個時代的情況下，產生了第二個時代沒有的、第一個時代也沒有的差異。如此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累積下來，有多少是從頭到尾不變、因而可以拿來當作本質的、原型的呢？又怎麽能維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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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 《 #不一樣的中國史 》裡有很多重要的史學觀點，頗給人以啟發。
1. 如果一直抱持著「古為今用」的用意看歷史，會將太多的自我讀進歷史裡，以至於忽略、遺忘了歷史人物的生活、他們所面對的情境、他們更深刻的價值觀念，其實和我們很不一樣。從「古為今用」出發，我們很容易對古人的行為賦予自以為是的現代解釋。我們會自然地認定過去和現在的類似行為，就意味著背後有相同的動機。
2. 用這種方式學歷史会產生的問題——無法真正看到時間因素帶來的重大變化和差異。這是我不斷試圖提醒大家的，即使是看待中國歷史，即使看起來這些人的語言文字、社會習俗和現在的我們很接近，都不應該先入為主地認定他們就是和我們一樣的。
3. 我們不應該只看歷史的「同」，只想找出古人和我們一樣的地方，得到對現今當下有用的教訓。我們也要看到歷史的「異」，即察覺並思考為什麼古人和我們不一樣，而且有時那麼不一樣。從「求異」的角度看歷史，推到極端，我們可以將每一個歷史時期都看作一個「異國」或一種「異文化」。那是一個獨特的社會和文化體系，有那個時代特殊的觀念信仰、經濟生產及權力支配。
以上引自《不一樣的中國史》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