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翟志成 《當代新儒學史論》,其中一篇文章關於 #熊十力 1949年前後在廣州。翟文列舉許多事實和書信之後總結道:
「熊十力是以弘揚道統以救國救民濟世而自肯、自信和自任的。但他在廣州前後三年的言行舉止,處處表現出自矜、自伐、自私、自利、反覆無常和以怨報德,卻又與他立志要弘揚的道統完全相反。」
「構成其思想與言行之間如此巨大斷裂和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於……他把儒者『人能弘道』的信心和責任感,轉換成『道即是我』『我即是道』的我慢和我執。由這我慢和我執,他不僅以聖賢自居,更把自己的身體(原始生命)看作和道統『合二而一』。」
「這麼一來,他的身體——本來是載道之具,卻變成了道統本身。因此由熊十力身體發出的舉動言行,卻無不成了道統的直接呈現,因而不能也不應通過修身來加以限制。熊氏一生稀奇古怪、不近人情的舉止言行,以及他精神上的種種狂妄偏執的病累,都是直接由此引起的。」
「他不僅沒有把自己的身體變成載道的工具,還把道統變成他身體的工具。真正的儒者是『以身殉道』,而熊十力卻是『以道殉身』,這對於畢生自以爲致力於弘道救世的熊十力而言,不僅是最大的悲劇,還是最大的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