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 — Public Fediverse 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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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前的一个月，我拖着行李在北京朋友家辗转多次，担心小区一旦封了就走不了。最后，我买到一张溢价到三万多的机票，辗转四个城市，飞了三十多个小时。飞机起飞后，我第一次把口罩摘下来，再也没有戴过。
可与此同时，我又被别的事情困扰。欧洲同学几乎从不会被问到Ta们母国的事情，但我却经常被推到“中国代言人”的位置。哪怕讨论和中国完全无关，总会有人来问一句：“你们国家呢？”有时候Ta们甚至投来一种怜悯的眼神，好像在说：你之前肯定过得很惨吧。那一瞬间，我很复杂：一方面我确实对国内很多事情不满，但另一方面，我不想在这种场合接受别人居高临下的同情。”
✎ 低音采访了三位青年 NGO 从业者，试图通过Ta们的生命故事，呈现公益组织与离散的时代切片。本篇记录了 95 后 Krin 的故事：曾经是同志权益倡导者，先后在不同类型的NGO中工作。疫情期间，Ta决定离开中国，加入欧洲离散社群；再到最终选择回流。
☞ 点击链接阅读全文《夹缝中的青年NGOer碎片｜Krin：从离散到回国，流动让我看到不同的在地叙事和生态》https://diyin.org/article/2026/02/youth-ngo-worker-krin/
#离散 -
过去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空间在多重压力下持续收紧。这场变化不仅迫使许多公益组织面临商业化转型，也打乱了从业者的生活节奏和选择。
对于 Y 世代与 Z 世代的从业者而言，除却面临职业路径的断裂，更需要面对关于理想、生存与身份认同的权衡。有许多从业者选择“润”，但落地彼岸并不代表happy ending。Ta们的流动不仅是职业路径的探索，也成为身份认同和社群连接的实践。
✎ 低音采访了三位青年 NGO 从业者，试图通过Ta们的生命故事，呈现公益组织与离散的时代切片。本篇记录了 95 后 Krin 的故事：曾经是同志权益倡导者，先后在不同类型的NGO中工作。疫情期间，Ta决定离开中国，加入欧洲离散社群；再到最终选择回流。
“我没有能力改变很多事情，但社群依然能在缝隙中撑住我。我会继续参加活动，也会继续做自己能做的行动。至少在这些裂缝里，社群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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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曾发布《离散与归宿：荷兰日料店里的母子错位对话》，分享近日作者的后续更新：
“你是在这里读书吗？还是这的固定雇员？”
毕业两年了，我还在这间中餐厅打工，这本该是一个过渡工作，然而正式工作一直都没到来。
梅姐一家还是照例一年回一次国，上一次他们暑假去了重庆，热得酒店都不想出。两个孩子也都上了大学，生活似乎在有条不紊地走着。她最近想要一台mini coper，我问她为什么，明明家里已经有两台车了。“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要点什么。”她说。
我并没有经济实力去想象她的匮乏，但我想，匮乏本身是一样的，我也想要一点什么，在除了这间餐厅的工作之外。
我的母亲也想要一点什么，她问我能不能代购一点维生素和鱼油回国给她，“就是觉得国外的好一点。”
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们视频通话，是我采访她的时候，后来她还想要多一些这样的对话。我拒绝了，我承认这是自私，因为我还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地再跟她和父亲对话。梅姐觉得这是因为我是男孩，如果我是女孩事情就会更不一样，我不知道，或许吧。
至少我不害怕再走斑马线了，如果前面的车没停下来等我，我反而会受到冒犯。
而我对生活，还是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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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更新：《离散与归宿：荷兰日料店里的母子错位对话》https://diyin.org/article/2025/01/dialogue-netherlands-chinese/
春节是家庭团圆的日子。今日刊发文章，关于两个家庭背后离散与归宿的故事。
在父权社会里，人们对母亲有太多的期待，家长成了一个人的事。在这场交织着移民、生活想象和身份认同的讨论中，站立着两对错位的母子：梅姐和David，“我”和张姐——我的母亲。
David从小对"中国人"的身份就很抗拒，梅姐说，她不求David多认同中国，只希望“至少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张姐期待“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而“我”需要公共性生活。
梅姐为了家庭选择离开，“我”的母亲张姐则是为了家庭归来。David和我都觉得自己和家庭让母亲们做出了无奈的选择。但这场错位的母子对话，“我”看见那些看似被动的决定里，其实也在选择自己的路。本文由端传媒与低音联合发布。
配图：“Huygenskwartier市场欢迎您”。来源：作者提供。